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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

左下角的这幅图是美国疫情的数据，我们不用看每日确诊率，有意义的是黑柱。美国是这个星球上 位强大的国家，日新增 的时候达到4万多，但是当他回到2万这个平台就不再向下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失业人口的数据有可能会继续维持在万以上。疫情对于实体经济的这种破坏，现在已经开始了，并且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央行的行长最近有一次讲话，他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过去年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或者萧条里，这是确定的。什么时候能走出危机，不确定。因为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大规模的 药出来，什么时候大规模疫苗能够出来，没有人知道。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后面可能还要严重，我没有把印度的数据放上去，把印度的数据放上去会发现它是一根40度角的直线，一直不回头的在向上走，现在还看不到停下来的任何迹象，还有更糟糕的非洲。

面对这次在过去年里相当严重的萧条，各个国家是怎么处理的？三个字——印钞机。以日本为例，财政刺激的力度预计达到GDP的48%，意大利是46%，德国是22%。财政刺激其实是说现在实体经济已经没有需求了，很糟糕，那怎么办？国家拿钱出来把经济顶起来，国家拿钱出来把需要用钱的养起来，但是能养多久？因为政府本身是不赚钱的，又要花这么多钱出去，钱从哪儿来呢？今年开始有一个词叫“财政货币化”，很多经济学家说MMT。中国也纠结要不要“财政货币化”，在印钱这件事情上，美国很有优势，危机出现后，美联储持有的国债从4万亿美元一路猛增至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拿着美联储印出来的钱，去买口罩，买呼吸机，给老百姓补助，给企业补助，开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模式。

我们在说印钱的时候，大家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年后，量化宽松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请注意，年金融危机的量宽面向的是金融机构，是美联储印钞票把金融机构给救了，这和美联储直接印钞票把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两个概念。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是怎么垮台的，津巴布韦货币发生了什么，民国时期金圆券改革为什么失败？大概率这和央行直接印钞票把政府花的钱给出了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可能处在过去年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被迫开始央行直接印钞票给政府花，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过程会结束，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长期处于平台期怎么办，难道一直印下去吗？如果你是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你现在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印钞票应对危机的办法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哪一天崩盘了怎么办，货币没人要了怎么办？

这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和杠杆的情况，为什么拿这张图呢？因为在印钞票的时候会问一下自己本国的杠杆总水平到底怎么样，如果整个杠杆的总水平是低的，OK，没有问题，可以接着印。但如果本来的杠杆水平，尤其是 个、第二个政府杠杆率是很高的，那就要掂量一下，比如说日本还能印多久，哪一天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金融机构，或者是国外投资人开始对这个国家的货币产生担忧的时候，你还印得出去吗？

主权货币币值的稳定性过去很重要，现在很重要，将来尤其重要。未来的5年或者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货币值不值钱，应该取决于这个货币背后所代表的东西，最简单的理解是你有什么能生产什么。国内大循环，意味着我们要拥有全产业链包括高科技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我们可能正处于过去年里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出现经济危机本身问题不大，但如果当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你突然间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年以来的历史高位的时候，那正常来说你晚上应该睡不着觉。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为什么就会引发一个席卷全美的黑人运动？因为当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意味着这个蛋糕不够分了，原来拿走最少那块的人就没活路。前0.1%的富人财富抵得上后80%所有人。前10%的美国人的收入抵上后80%美国人的收入，这就是贫富差距。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国内面临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出事情是不正常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当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无一例外就是把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美国各个阶层迅速统一认识，将中国标定为外部敌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形势极其严峻。

到目前为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每一位的生活，所以大家对现在的这些话是不会有深刻的体会的，但是我相信三年后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14亿人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有可能都会因为这句话而发生改变。比如说周边的战争会不会发生，但凡进入这样的历史窗口期，不发生战争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过去这几年我们享受了极大的物质上的繁荣，每个人哪怕社会金字塔底层也不用担心吃的穿的，大家更关心如何让自己的财富增长，未来还会是这样的么？没人知道。

在这种环境之下，贸易保护算什么，贸易保护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算什么， 已经发生，这些都不算什么。正常的贸易框架是过去从90年代开始的这30年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哪里有比较优势生产就放哪里，全世界的人民一起追求繁荣发展。逆全球化是什么？是怎么安全怎么来，怎么放心怎么来，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可能不再上升，甚至会下降，我们可能不再用比较贸易的这套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如果说未来几年是这样一个情形，从投资上什么样的方向会受益呢？

未来5年重点推荐的方向可以看一下：

个方向，消费。我们认为必须消费比可选消费更优，可选消费比 消费更优，这是 个判断。

第二个方向，从融资体系上说，现在的杠杆水平决定增长很难再继续依赖银行，必须把股权融资的比例提起来。所以提高资本市场权重，也就是股权融资相关的行业和方向，我们认为未来的这几年应该都会有显著受益的过程。

年上半年发行的权益类基金份额已经超过年、年，这个数据的增加一定是有可持续性，很可能明年上半年比今年和去年加起来还多，这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决定了未来的钱只能大规模进入权益市场，或者说权益市场会成为未来这些年资产配置的显著受益方向。

第三个方向，新基建毫无疑问是可以推荐的，因为新基建在未来保证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它要托底。

第四个方向，光靠新基建可能规模不足，原来老的基础建设肯定也是会有，可以考虑。

第五个方向，严重依赖进口的领域，相关的公司持续推荐。

中期A股策略

最近资本市场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行业分化估值差已经拉到了历史的高位，历史上发生了估值差之后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后面是牛市，低估值的东西也起来了，还有一种是熊市，高估值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下半年会是哪种情况？最近很多人开始在想有没有可能下半年就是大牛市，我说一下我们的看法。

估值分化、结构化的背后其实本质上是盈利能力的分化，这张图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种正相关性，历史数据也是支持的，所有分化的背后本质上是代表未来一年所在行业板块景气度边际变化的方向。现在表现特别好的方向，未来一年它的行业景气度会不会持续向好，我相信对这个问题大家不会怀疑，一定是持续向好。

这是另外一组对比，解决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历史上这种估值分化最终的结果一种是出现牛市，一种是出现熊市，牛市是鸡犬升天，但是 涨幅上低估值还是不如高估值。

下半年我们现在有个全新的判断，我们觉得既不会进入熊市状态，也不会进入牛市状态，为什么？这涉及到对市场的判断，牛市是怎么来的，历史上每一轮流失都是两个东西共振叠加所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持续不断地可以进入资本市场的钱，这个钱一般需要具备宏观背景，比如说、年的牛市是杠杆牛，整个金融创新带来大规模加杠杆的行为，体现在钱都进股票市场上了。年的牛市是怎么来的？被动的货币投放所带来的，外汇持续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映射到资本市场上。流动性解决有没有钱的问题，产业周期解决钱去哪里的问题，所有资本市场上的钱既是势利的，同时也是远见的。远见体现在过去这么多人每一轮的主流板块都对应了所在经济时期，代表中国经济增长活跃的新动能方向。年、年对应的工业化企业涨得最多，当时任何企业公告明天要注入矿，先三个涨停板，这是任何工业化的国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定会受益的。、年如果公告要“互联网+”也是三个涨停板，因为在那个阶段代表的是所有行业正在进行“互联网+”的过程，“门口的野蛮人很牛，攻城略地”。

站在现在向后看，我们有没有产业周期的支持？有，万物互联就是这轮产业周期最明显的支持。美国为什么打华为？因为华为在5G的布局和专利已经构成了全球的优势。产业周期是现成，钱从哪里来？没有大水漫灌，这是这次两会上定的最重要的调子。首先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其次没有大水漫灌。我们要指望、年大规模的牛市，没有钱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的。但它又有钱的支持，这个钱的支持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越来越多的资产来配置股票型的资产。在现有政策的引导下，持续增加股票型资产配置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并且远远没有到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一个状况，有没有钱？有钱，但钱不多，因为源自住户部门的资产配置调整，所以细水长流源源不断地进来。有没有产业周期？有产业周期，产业周期很确定，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就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代表产业周期的方向会越来越贵，因为进来的这些钱通过公募机构加仓的方向都是代表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个趋势简单来说会持续，甚至有可能不是持续半年，有可能持续几年。除非哪一天我们发现增量资金流入的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发生变化，否则就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或者哪一天中国开始搞大水漫灌了，我们再换基调，否则就是一直这个状态。

头部的科技型企业的筹码，它的稀缺性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明年有可能比今年更稀缺。这是当前的产业结构和资金流入属性和结构渠道所决定的。当然，这中间如果把周期拉得更长，我们不看产业周期，我们看新的历史背景，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更多，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新基建，比如说老基建，比如说国内现在奇缺的严重依赖进口的行业和方向。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年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来具有关键意义，此次会议更是如此，对国内国际的 形势及应对措施作出了清晰判断，“中长期”“持久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重要关键词。

所谓中长期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疫情态势，还包括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外部政治环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开始的经贸冲突迅速扩展到现在的科技、金融等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复苏道路上 的不稳定因素。此背景下，中央又一次重申“药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打通国内循环，需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全流程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果断放水养鱼，确保供需平衡，改善分配格局，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打通国际循环，需要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围绕“一带一路”规划构建合作创新网络，稳步降低关税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制定，推动对外开放朝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二季度我国出口数据体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大幅上升、并达到了历史高点。但是疫情之下，全球市场萎缩速度较快，WTO预计全年世界贸易增速将缩水18.5%。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保持在历史高位，也可能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仍然要将总需求的重心放在国内。

不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等于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从国际循环视角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以国内的复苏繁荣推动国际经济复苏，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判断二、财政与货币：更重实效，强调配合

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此次政治局会议更加强调“效果”，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同时，要“注重实效”；货币政策在更加“灵活适度”的同时，要有“ 导向”。

财政政策的“实效”，主要是“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这也意味着，下半年的财政发力重点将从此前的“纾困”转向“刺激经济”，为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

货币政策“ 导向”并非 次提及，背后原因也不难理解。除了基本面有所改善以外，正如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金融四十人年会上所指出的，“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治局会议还强调了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也有几层含义：一方面，是财政与货币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则是财政货币政策要与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判断三：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不变，体现“三稳”思路

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给出了明确定调，不过表述与此前无异。再结合7月24日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可以看出，当前中央对房地产调控这根弦依然维持紧绷态势。上述表态体现了房地产政策的连续性，没有出现大的转折，仍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性，进一步使后续房地产发展的方向不偏离、调控力度不放松，有助于下半年各市场参与主体更好把握市场政策走向。

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少数城市出现楼市过热现象，而这些过热现象背后除了有市场刚需，还有资金的推动。上半年宽松的信贷环境下，出现了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度推高房价迹象。二是少数城市放松了房地产调控这根弦，所以此次会议给部分城市提个醒，并强调，“要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未来的房地产调控将更具差异化、主动化和联动化。

判断四：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挑战：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会议指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加紧实施产业回流战略。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再度紧张。在新形势下，保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成为重中之重。此次会议明确，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从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来看，中国是 一个具有所有余个工业品部门的国家，而且还有市场规模、商业模式、基础设施、产业链配套网络、新技术（工程师红利）、单位劳动力成本、改革红利等很多优势可以挖掘，这是我国的竞争力所在；但我们的工业品部门在精度、耐用性、良率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的情况，这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亟需提高的关键。

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此问题指出，中国需要打好五张牌——市场是 ，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永远的底牌。

如何“补短板”？怎样“锻长板”？？

对外，坚持更大程度的开放。仍然需要重视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化解“去中国化”潜在风险，为下阶段我国产业链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内，有效启动国内大循环。其一，可鼓励出口型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驱动；其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尤其应加快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三，把握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机遇，重点 　　

编者按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宏观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背景，为此，本版今日特刊发两篇文章，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这一主题做出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的内部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经济发展史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出口导向带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无法有效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需要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需要改变激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另外，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也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不断演化的反映。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年GDP总量已接近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 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际上，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总量上来观察，我国已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 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而且近些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平台模式等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较大挑战，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也是为应对这种挑战提出的要求。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虽然疫情并未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仍是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加大而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还在于疫情强化了欧美一些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决心，会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对我国目前已有的优势地位产生深层次影响。此时，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从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看，目前循环不畅的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有效满足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要求。为此，围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修补制造业创新链，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公平竞争是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必须保证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绝不仅是为了国有企业自身做强做优做大，还要有利于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开始高质量工业化的时期，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用了，产业政策将更多强调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国际市场看，我国要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等举措，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近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成为阻碍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切实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已成为国民经济能否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一定要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这个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元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 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沈建光：经济内循环，如何缓解四大结构性失衡

沈建光、姜传钺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 预测，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孟晓苏：房地产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秦佳丽中房报记者刘亚丨北京报道

他还是那个热心而专业的“中国房地产之父”，思想开放，言谈耿直，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认知和剖析独树一帜，一贯为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发声。

在位于北京CBD地段的世纪财富中心19楼办公室，记者近日对汇力基金董事长，中房集团、幸福人寿原董事长孟晓苏进行了专访,围绕新常态下楼市展开了一场回顾与展望。

年上半年，疫情冲击与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普遍面临销售去化压力，与此同时，以深圳、宁波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步入局部交易火热与限购加码等境况。其中，二手房涨幅居首的深圳6月份单月成交量破万套，均价较去年底上涨14.37%；在长三角地区涨幅亮眼的宁波，屡现“万人摇号”。继此之后，深圳发布“7·15”新政，提出在深落户且社保满3年才可购房、离婚3年内受限、增值税免征由2年提高至5年等措施；宁波的“稳楼市十条”，则扩大了限购区域。

“全国楼市的启动一定是梯度演进，有先有后。抑制居民购买力对一些城市是降温冷水，但对楼市与经济还没起来的城市可能是一记大棒。”孟晓苏告诉记者，全国楼市不能总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在外需持续不振的情况下还是要倚重内需。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楼市活跃能带动相关产业繁荣，发挥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房改 人”传递的理念不止于此。此次访谈中他提到“新刚需”概念，认为疫情之后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明显提升；提出坚持住房体系建设与保障房建设“双轨制”下进入到住房“大保障”时代，一味抑制房价有损多数家庭既有利益；他把自己推介了15年之久的REITs产品比作用心良苦的“卞和献玉”，认为只有基建与房地产同时驱动，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正确路径；他劝告房企“咬定青山不放松”，看好住房市场背后的旺盛需求。“尽管目前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但是可以预言房地产行业恢复发展将是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晴雨表。”

“全国楼市启动有先有后，

不能把刚生起的火苗扑灭”

中国房地产报：站在年中节点，您对上半年的楼市发展形势怎么看？

孟晓苏：近半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下滑通道，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下滑尤其明显，二季度稍微好转，但房地产销售增长依旧表现为负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全国的房产销售的面积同比增速为-8.4%，销售额同比增速为-5.4%。

这不能仅仅用疫情来解释，房地产投资增速这几年早就收窄，自从年施行楼市限购政策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当初的20%左右，下滑到年的9.9%，直到今年上半年表现为1.9%。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下降。我国从年结束了8%以上的GDP增幅，随后就一路下滑至6.1%。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希望能够营造出经济新亮点，包括投资新基建，用财政补贴刺激居民购买力。中央会议也多次提出来要扩大内需、恢复居民购买力。在追新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楼市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还是存在的。它不是短期的拉动力，而是具有长效机制的经济拉动力。

中国房地产报：近期深圳、宁波等城市楼市交易活跃，当地随后升级限购政策，引起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