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万荣王鹏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仍不相信父亲的离开。因为在这一年多无数的梦境里，他依然清晰地出现，依然如从前一样，威严、执拗、冷峻。

但最近有一个梦，让我有些惊恐。这个梦，嵌入了一个他真正离我们远去的隐喻。

父亲躺在床上，侧着身子，摸索出一沓钱，递给我，说，这个给你。

我哭着说，爸，我不要，你拿着用吧。

父亲垂下手，慢慢地说，我要它没用了。

父亲一辈子节俭，把钱看得很当事。这源于父亲艰难的人生经历。父亲出生在西安，八九岁之前，一直和爷爷奶奶姑姑生活在西安城里。爷爷在一家铺子里面当掌柜，一家人衣食无忧。后来爷爷年岁大了，执意要叶落归根，父亲便从锦衣玉食的都市生活断崖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村民。先是借住在东沟当子家的窑洞，接着举家搬进自忍家的院子，八九岁的父亲寄人篱下，硬是凭着吃苦和节约，划院子，盖房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不足三分的宅院。

虽然知道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也参加过无数的葬礼，但我根本没有想到平时硬朗的父亲会去世，纵然父亲生前多半年的时间里，吞咽困难，饮水呛咳，言语不利，走路艰难。

发现父亲身体有病，是在两年多以前。有一天我回到老家，听母亲说，父亲开电三轮去地里干活时，晕倒在车跟前，幸亏有邻居发现，给家里打了电话，弟弟才急匆匆赶到地里。他见到父亲时，父亲已经苏醒过来，一个人坐在地上，身子倚靠在车轮上，半晌不说话。

我执意要接父亲去县城，说给他检查一下，他只说了四个字：坚决不去。

医院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时喜欢看医书，对医学略知一二，家里自备了他零零星星收集回来的数十种草药；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多花一分钱，医院看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去看病就是病人，“病人”这个称谓丢人。“我一医院”，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有些炫耀的成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最后五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医院。

我看父亲不太要紧，表达和行动上没有迟滞的感觉，便放任了他的决定。其实，不只是我，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拗不过他。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下几十年一贯制的家长威严。

英雄亦有白头。父亲终归没能摆脱衰老和疾病的魔咒。

不住院归不住院，父亲其实是担心自己身体的。父亲常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知晓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先是右侧肌肉萎缩，从胳膊到腿部明显地消瘦，紧接着是说话出了问题，交流开始变得含混不清。父亲一边查医书和自己多年的报刊剪贴，试图在茫茫的故纸堆里寻找希望，一边不停地让我问医生，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医院。

我只好托关系找到神经内科的医生，向她描述父亲的症状，她说，可能是脑梗——你还是让老人家过来检查一下吧。

父亲不肯来，我便买了药给他捎回去。喝了十几天，刚开始见效，他便开始“投机取巧”了——减少剂量。母亲说，父亲嫌那种药太贵了。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母亲高兴地跟我说，你爸同意检查了。我觉得事不宜迟，赶紧找寻父亲的医疗本、身份证，医院。

检查的结果是脑梗死。虽说结果跟预料的一样，父亲还是明显地情绪低落，因为脑梗死的后面还写了一条“小脑萎缩”。

拿到结果，医生和我们都劝父亲住院，父亲说，不，回家。

父亲还是坚信他的土办法。他的土办法曾治好了自己和周边人的许多病。比如用灶心土冲水治疗肠胃不适，比如用蛋黄油治嘴角溃疡等等。我虽然对父亲的土办法不以为然，但坚信他顽强的生命力。他那有力的臂膀，常常让我感到踏实安心；他那澎湃的脉搏，又让我感到铿锵力量。就是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感触到他强劲的脉搏。

父亲终究臣服于病魔。18年的12月15号晚上十点多，母亲打电话说，你父亲觉得心脏不舒服，你快回来。一个小时之前，母亲还在电话里说父亲吃了从村卫生所拿的药，已经不太要紧了。我急急忙忙开车回到家，父亲早已收拾停当，说，走县。

我一边开车，医院的朋友联系。虽说夜已渐深，但是朋友还是帮我联系好医生，医院，就住进了病房，并给父亲挂上了心脏监测设备。

这年，父亲虚岁七十九。在他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学着住院，学着接受医生的问话、诊疗，接受护士的量体温、挂液体。

在医院，父亲格外地配合，像个听话的小学生。无论是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还是无穷无尽的等待，父亲都收敛了他火爆的脾气。若是在平时，父亲一遇上长时间等待，便会扭头就走。

父亲渴望病魔的退却。十几天的住院时间里，父亲明显感到语言和行动的好转，非常开心。医生说要多念报纸，父亲便对母亲说，鹏举娃明年就要结婚了，我练习一下讲话。

父亲心心念念他孙子的结婚。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看到巷里有小娃在跑，我就眼热得不行。

然而父亲最终没有赶上他孙子的婚礼。他去世后二十多天，他的孙子举行婚礼。婚礼上，孩子眼含热泪说，我相信，爷爷一定在遥远的天国看着我们！

医院住了十三天，看到有明显效果后，便不顾我们和医生的劝阻，执意要出院，说，回家慢慢养着。

我知道父亲是担心钱，却又无法说服父亲不要计较钱。弟弟在家已经把柴炉子烧好，父亲坐在炕沿，兴奋地说，这下不用你管了，你放心回去吧。

看到父亲的确轻松了，情绪也好，我便天真地以为，父亲从此会慢慢康复了。结果，离出院不到一个月的功夫，19年的元月底，母亲打电话说，不行，你爸还得住院。

我风风火火地把父亲接到县里，医院。正是大冬天，医院的暖气极好。我半开玩笑地说，爸，你和我妈过年不要回去了，医院过年吧。父亲说，这娃怎么这么憨，过年家里没有个人，人家来拜年咋办？

父亲很在意老家的风俗和形式。本家或亲戚来拜年，晚辈若是不磕头，父亲便不高兴。家里做了好吃的，父亲总要亲自端上，放在爷爷奶奶的相框前，端端正正地磕头。

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在外省一家高校教书，医院看望她爷爷，父亲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对孙女也对我说，给你说了多少次，你不听！让娃回来，在跟前工作，哪怕没工作也不要去那么远。父亲又给他孙女说，爷爷这辈子没给人说过好话，今天就给你说说好话，一定要回来！

后来女儿考回本省一家高校，妹妹把这个消息转达给父亲时，父亲竟然热泪盈眶，连连说，好好。

父亲生性刚强，很少流泪。包括75年奶奶去世，父亲都很平静。听父亲说，爷爷奶奶去世时候，都是他亲自置办的棺板，在村里也算是中上水平。活着一副好铺盖，死了一副好棺材。父亲感到把双亲安葬得实实在在，入土为安，所以并没有多大的悲痛。

仅仅一个礼拜，病情略有好转，父亲又要坚决出院。我说服不了他，便“狠心”地说，这次你任性出院，等到你再有不舒服我可不管了。

不要你管！父亲又拿出他的威严。

父亲如愿在家里过年了。他没有想到，我们更没有想到，这是父亲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这个年一家人过得很不舒服。父亲身体不好，情绪极低，容易动怒骂人。一次，父亲拄着拐儿，咚咚地在地上顿了几下，瞪着眼睛问我，你说，咱都治了这么多次了，药也喝了这么多了，几样病咋一样都没有看好呢？

父亲的表达是含混的。我认真地看着他的嘴，从他跌跌撞撞跳出的字符里面，揣摩出他的意思。

又有一次，父亲在北厦的桌子上写了一行字，我一看，竟是“我不想在这个世上停了，我活得没有个人样”。当时我不以为然，觉得父亲在矫情。后来才体会到父亲是担心孙子结婚的时候，他病怏怏的样子不“装人”。

其时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我们都没觉得，都一直在往好的方面想。一天，家里有亲戚来，父亲躺在炕上，没有起身，也没有言语。亲戚走后，母亲埋怨父亲固执，让人觉得没礼貌。父亲没有辩解，大约也没有力气辩解了。

年后父亲又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要不，咱换个地方看看？医院，父亲在那里又看了一个礼拜。这一次，医院照顾他，他却须臾不让我离开。单位有事我回去一趟，他三番五次让妹妹打电话给我。略微见好，他又吵吵着要出院。我劝阻他，他丢掉拐儿，很认真地走了十几米，问我，怎么样？

4月份以后，我在老家收拾院子，筹划一个月后给儿子办婚事。之所以把婚事放在老家办，是为了让父母高兴。这是他们孙辈的第一桩喜事。老家的院子是破败不堪，虽说修整了几次，仍然掩盖不住旧日的沧桑。我们决计把院子用砖头铺装一下，防止办婚事的时候遇上下雨，脚下泥泞。听说我们要转运砖头，父亲喊住我，用笔在纸上写起字来：

门外的砖不要动，有用。

门外的砖是父亲08年盖北厦时剩下的码放在门口的红砖。当时并不理解他的意思。事后才明白，他预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门外的砖，要给他的墓室砌墙用。这些砖，后来也确实用在他的墓室了。

清明节上坟，父亲先是说要带我们兄弟俩一起去，等到清明那天，我们拎着子福要去地里的时候，他又说不去了——他的身体实在是支持不住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之所以说要带我们去上坟，是要看他的墓地。以前上坟的时候，他总要念叨说，你奶奶坟的南边，可以埋两茔坟，我和你妈各一个。这是父亲在村里管了几十年的陵园之后，给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规划”。

清明刚过，父亲的病更重了。因为之前跟我置气，说“坚决要出院”“再不要你管了”，父亲并没有直接跟我说要住院，而是让母亲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不敢怠慢。一路上，我跟父亲也跟母亲说，我爸这个病啊，好不了，也不要命，得有持久战的准备。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父亲不就是个脑梗嘛，即使是躺在炕上不能自理了，我能伺候就伺候，不能伺候就雇人伺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父亲的最后一次住院，更没有想到，父亲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一入院，医生就把父亲安排到离医生值班室最近的病房。而这个病房里面，已经住进了两个病人。

父亲爱清净。这次不是没有单间或者两人间，而是医生认为父亲的病很严重，甚至刚办完手续，就给父亲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祥之兆。医院的套路罢了。同室的一个老年妇女看到父亲，说“不行了”，我还当面斥责她是乌鸦嘴。

晚上九点多输上液体后，父亲很安详地入睡。十二点多液体输完，父亲说要解手。我把尿壶递给他。住院这么多次，父亲从来没有让我给他把过尿。父亲有他的尊严和讲究。他穿衣服，要穿就穿，要脱就脱，从不披衣服。穿鞋子，也要扣得严严实实，一次也没有趿拉过。

父亲没有起身，背着我侧过身子，尿完后我接过尿壶，倒掉，涮洗干净，塞到床底。我正要去折叠沙发上睡觉，父亲叫住我，说“渴的”。我倒了点热水，又兑了点凉开水，拿汤匙喂给他。

“你休息就是了，”我对父亲说，“我也累了，想睡。”

约莫凌晨六七点的钟样子，我起身看父亲，只见他双目紧闭，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半天也叫不醒。我这才感到害怕，急忙联系医生，呼叫护士。医生端详了半天，说，回吧，准备后事。

霎时，我头晕目眩，仿佛天塌地陷一般。昨天还搀扶着走路的父亲，怎么会就这样不言不语地离开我们呢？我对医生说：

能安排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吗？什么后果都由我负责。

感谢自己在最危急的时候做出的这个决策，尽管在监护室待了四五天，最终也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但是，父亲的意识得到恢复，他用笔跟我们做了最后的交流，我也当着他的面，向他保证，我会好好照顾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我的侄子。我知道，这些都是父亲放心不下的。

父亲没有表态。但我可以感觉他的心里获得了踏实。

在最后一次去重症监护室探望父亲的时候，他歪歪扭扭地写字表示，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三月初六要出院。父亲已经不辨晨昏了，却在这一天任性执着地要回家。村里有多少红白喜事，都是父亲给选日子看时候的。如今轮到他自己，他在冥冥之中选定了这一天。尽管他并不确切这天是几月几号。

中午十一点多父亲回到村里，家里已经收拾停当。我还张罗着准备氧气，准备液体，觉得父亲应该还有些日子，起码可以捱到他孙子结婚。

父亲却有他的主意。尽管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他的脑子异常清楚。他扯掉进监护室就装上的鼻饲管，跟看望他的邻居们、舅家的表弟、亲朋好友一一道别：在跟前的，他和他们握手；远一点的，他使出力气，向大家抱拳作揖。

下午三点半，回家以后四个多小时，父亲合上了他的双眼。他的生命，硬生生地从我们做子女的手边滑落。

自始至终，父亲没有惧怕，亦没有悲切。

寿终正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