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

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

好吧，我承认我还是没忍住。今天就聊一个让友谊小船分分钟就翻船的话题：中医和西医。在正文之前，想先请大家跟我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充满智慧的宝藏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看，中医代表中国传统医学，西医代表西洋舶来医学。为什么中西医之争会愈演愈烈，走到如今水火不容的地步？

我想尝试从两边的医学发展史入手，通过历史脉络去寻找症结所在。

一、医学的源起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二者的初衷都是相同的：面对各种突发的或缓慢进展的疾痛、或身体上异于常人的表现，“医生们”想要了解，这些人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复杂的人体是怎么构成的？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本质又是什么？

“医生们”观察到各种现象，并进行记录和分析，企图从纷乱的自然现象中，理出头绪。用时髦的话来说：“医生们”先通过观察发现问题，提炼共性，总结规律；再进行逻辑自洽，创造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最后进行逻辑他洽，去引导、说服其他人认可并接受他的理论。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但《内经》实非一时之言，亦非出于一人之手。后世较为公认的是，此书源于战国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最终成型于西汉（公元前年—公元8年），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而大约在公元前年，那时中华文明正值春秋、战国更迭之际。古希腊的医生们创立了四体液学说，而后经希波克拉底（公元前～年）完善并正式提出。

我们仅取两者对癫痫（羊癫疯）的描述：

《黄帝内经·灵枢》中记载：

治癫疾始作，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筋癫疾者，身倦挛急...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癫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这段话的大意是：

治疗癫病的医生，应常和病人住在一起，观察决定应取什么经穴治疗...癫病深入筋的病人，身体蜷曲，严重痉挛...癫病已深入血脉的病人，发病时会突然仆倒，四肢的脉象胀而纵缓...如果病人呕吐出许多涎沫，气下泄，就是不治之症。患癫病的人，如果发病时状若癫狂，就会无法救治而死。

相比之下，古巴比伦的医生就太不靠谱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如果发病时病人坐着，那么左眼会斜向一侧，口唇紧闭，口中流涎，左侧手、脚、躯干痉挛，像只待宰的羔羊，这就是魔鬼附体。若发病时意识清醒，便能将恶魔驱除出体外，若意识不清醒，恶魔就会附体。

不过我们能明显看到，当时的人们确实是在仔细观察，他们也都在用自己的知识去解释疾病、治疗疾病。

二、理论的发展

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中西医的发展进程都是极其相似的，并没有太多波澜。

中医的四大经典均成书于秦汉时期，其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时间最为可考，约在公元年～年。此后，历代大家不断完善、打造“阴阳五行”理论。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三个人我认为值得单独着笔：

1.东汉末年，研制了“麻沸散”的华佗（约公元年－公元年）。他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多年。但此事传说性质较重，且非常可惜的是药方失传，成了中医史上的广陵散。

2.宋代创作《洗冤集录》的宋慈(年-年)。这本书被公认为世界法医学界的开山之作。他进行尸检研究的时间与西方解剖学开端的时间差不多，但很可惜，后继无人。

3.明代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完成于十六世纪晚期，收载药物种，附方多个，可以说是将历代医家的系列工作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这个巅峰之作堪称中医界的《史记》。

再来看看西方。实际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古希腊医学也曾有百家争鸣。希腊早期医学理论并非只有体液说一种，伟大的医家也非只有希氏一人。例如重视解剖的依拉西斯传图（公元前～年）就认为人体器官的实质部位才是疾病的所在。他发现肝硬化会造成腹水，他相信腹水是肝病的结果而非原因。

但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罗马帝国建立后，四体液学说成为了西方医学理论的主流。这主要归功于一位深受罗马皇帝宠爱的希腊医师——盖伦（公元～年）。

用现在的话说，盖伦是希波克拉底和四体液说的死忠粉。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四体液说遂成为西洋医学的主流，而其它医学理论则逐渐被遗忘而消失。

此后，体液学说也主导了西方医学理论近二千年，直到十七世纪才开始式微。

其实从公元前年一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外科治疗”多为脓肿切开和放血疗法，小病小放，大病大放，重病往死了放。

“药物治疗”取材于大自然，各种植物、动物、不明物。这边是从夜明砂（蝙蝠屎）到伏龙肝（灶台上烧干的黄土），那边是从油煎老鼠到天青石。

天啊，我这写着就觉得一股恶寒扑面而来，真同情那个年代的人们...

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当理论逐渐变成权威，它就成为了阻碍进步的包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西方医学就在“阴阳五行”和“四液体说”两套理论下停止前进，前人得自临床与实验的医学假说，竟变成了取代事实的真理。

课间小剧场：如此国王，不当也罢——悲惨的查理二世。

年，英王查理二世不幸轻微中风，于是十二名太医奉旨进宫。

首先，他们从国王的肩膀处放了足足毫升的血。

然后，他们给国王喂了催吐药，让他吐得稀里哗啦。

接下来则是重头戏：他们用岩盐、锦葵叶、紫罗兰、甜菜根、甘菊花、茴香籽、亚麻籽、肉桂、豆蔻和藏红花等香料配制成的药水，每隔2小时给国王灌肠一次。

我猜想查理二世身体素质一定非常的好，因为像这样反复灌肠折腾了整整五天之后，他居然还活着！

对了，这一年，康熙31岁。这要是在我大清，这12个御医估计早被剁成肉酱了...

三、道路的分歧

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

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发祥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体解剖学的逐渐形成，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那个时候，旧医学的地位仍非常稳固，虽然解剖学的确动摇了它的权威，但因解剖并未带来立即的疗效，所以不曾马上取代盖伦的医学理论。

十七世纪后，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学科出现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这些不同学科的发展，西医重拾起了泰利斯的那句话，医生和科学家们不断打破旧有的壁垒，迈向崭新的知识平原。

现在翻回头来看，在这场医学革命中，解剖学的意义至关重要。第一，它使医师由书本理论的空谈与钻研，转向实际人体的实验与观察。第二，它瓦解了传统的权威，医生开始亲自动手去找寻答案和证据，而非轻信书本或权威的解释。

与此同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仍在天朝上邦的美好愿景中洋洋自得。然而很多领域都开始落后于人，其中就包含医学。

四、现在与未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随着四体液说的没落，西方再也看不到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或全能神医。虽然仍尊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医学之父，但除了对历史的好奇外，现代医学生再也不读他们的原著。

每年都有众所注目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大师出现，他们在其钻研的领域中有所成就、突破，但其学说注定在十几年、几十年后会被推翻、修正或遗忘。

就像我的老师以前说的：你现在学的这些，很可能有过半的内容在几十年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习、努力研究，因为这样才能帮你们发现哪些才是错误的。

反观中医及其信徒，仍在其宏大理论的光晕下自我陶醉。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国人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仍奉阴阳五行和经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使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出现，都可纳入这套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架构中，仍有人不断出书写报告，宣称他们由最新的科学研究中，再度发现《内经》和《伤寒论》中的真理。

在我看来，真的是可笑之极，又可悲之极。

中国传统医学里真正能够传承的，是历代积累下来的临床治疗经验。这些经验像是数据，可中医理论却是一套错误的算法，它的簇拥们犯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偏概全，用个案去代表群体。

做数学题，2+2=2x2，2+3≈2x3，可再发展下去呢？一个算法最重要的地方写错了，再怎么修改也无济于事，不若尽快止损，推倒重来。

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屠教授没有依据中医理论去对青蒿素的药性进行辨析，而是首先在古籍记载的治疗经验中发现了端倪，并利用提取、分析、药效学研究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手段最终获得成功。

成就虽然很大，但现实非常残酷。这些研究不仅与中医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反倒相当于将中药“去特色化”。

当时曾有记者问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汉斯答道：“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

真是字字千钧，发人深省！

回到开头的问题，不知道您心里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就非常俗套：既是宝藏也是阴影，还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难就难在如何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就如同我们现在，大家都处于信息爆炸的社会中，获取信息非常容易，但我们有没有更轻松？并没有吧，太多的信息反而让我们无所适从。辨别信息的能力在现今社会越发重要。

推荐两本书给大家：《批判性思维》和《超越智商》。让我们一起进步，一起提高辨识信息和观点的能力，一起去拥抱更敏锐的思维。

我自知不会讲故事，通篇可能都比较干瘪枯燥，所以非常感谢您耐心的阅读。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您有所感触，不一定要认可我的观点，只要能勾起您探寻、思索的欲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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