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的发现填补了中医文献史的一项空白，同时也给今人提供了一部脏腑用药配伍组方的全“新”的规矩与理法，或可在尽量接近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帮助临床取得一点新的突破。

--钱超尘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时地人寻迹（连载）

四、学术特点的时代气息

（一）概说

《辅行诀》择录《汤液》部分汤剂，增补相应的部分金石药方，根据《汤液》方剂组成，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内经》、《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独具特色的五行五味体用化和五行五味互含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阴阳五行合流学说，为祖国医学的藏象、病机、脏腑辨证与药物学、方剂学的有机联系和实际运用，打造了一个广阔的技术平台。分析其具体内容，充满着南朝梁代的文化气息，及原署名作者的思想特征。

南朝之宋、齐、梁皆建都建康（今之南京），建康一直是南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梁代的武帝，倡导三教合一，提高士族地位，发展炼钢手工业，推广施肥法农业先进技术，对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保持江南较长时间处于偏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医药事业亦得到发展。陶弘景入茅山隐居后的年代，大部分处于梁武帝统治的时期，其撰著《辅行诀》的晚年，又是政局已趋稳定和巩固的阶段，时代文化对其学术特点的影响尤为显著。

（二）五行五味体用观

1、儒玄道佛的源流及状况

当时的儒家经典学说，经历两汉以来古今学派长期的反复论争，已有了巨大的变化。大概的情况是，西汉早期，董仲舒发挥战国齐·邹衍的学术思想，促成了儒家经典的阴阳五行化。建立了经典的今文学，把儒家经典的研究导向象数学和纬学。刘歆对元气学说“太极元气，涵三为一”法则的提出，及古文经学的倡导，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完备和成熟，对经典的训诂、讲解，经义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末年，巫师、方士预言凶吉之说被录入纬书，而形成了东汉盛行的谶纬学。它们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都在努力寻找市场，发挥作用。其中谶纬学和象数学具有繁琐杂乱，神秘化之弊，难以被人接受，而古文经学具有简明扼要，章句明快，易被人接受的绝对优势，而且古文家们善于吸取今文家之长，杂揉古今学派，故在古今文之争中，虽曾一度处于劣势，却最终战胜了今文学派，至晋代，又以古文学派内部的纯古派败北而告终。

在儒家古今经文学派斗争的同时，魏晋玄学悄然兴起。他们一反墨守学派家法的规矩，以玄理解释儒家经典，重义理，反象数，首先由王弼提出，故有“王弼扫象”之说。

玄学反对封建礼教，在兼取古今经学之长的基础上，倡导老庄哲学，开清谈玄风，为《周易》义理学派之开山，注释经典清通简要，缜密而又明快。在生活上，追求养生，为避寒暑，美容面，增精气而服丹药。追求精神自由，放浪形骸，不理世事，是他们所谓之“无为”的境界，被后人冠以“虚玄浮诞，误事亡国”之罪名。但是其思想自由之外，广学博采，于礼乐律令、算术、药石兼而通之者，不乏其人，具有对传统不拘泥，不死读经书的思辨风度，近代文化宗师章太炎曾发出“玄学衰，六艺与方技亦衰”的感叹，亦不无道理。

玄学起自汉末之魏，盛行两晋，至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发展和佛学的崛起，渐趋衰落，但是由于其渊源亦上溯至老庄，虚无的义旨又与佛教之“空无”旨趣相投，故仍余风未泯，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尤其应列为方伎类的医学著作《辅行诀》，学术特点的形成，受玄学理论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道教的思想来源更为复杂。它与古代社会宗教意识有关。虽然尊奉战国时期的老聃为祖，但是与儒学、庄子、墨子、阴阳、神仙诸家及巫师、方士皆密切相关。它始于西汉成帝（前32年-前8年在位）时期，正式完成于东汉顺帝（年-年在位）时期的沛人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教。受汉谶纬学的影响较大，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元气学说等皆被道教所承袭。其中谶纬术数发展为符箓派，流行于民间。养生服药发展为丹鼎派流行于封建士大夫阶层。汉末魏伯阳《参同契》的问世，标志着该派理论已经成熟。北魏道士寇谦之（-年）倡导民间道教改造为官方道教，南朝陆修静、陶弘景进一步吸收儒佛两家思想，使民间道教与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统一、充实和健全。总之，南北明时期，道教正处于完善、发展和巩固阶段，对此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佛教是外来宗教，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天竺（印度）高僧迦叶摩腾（摄摩腾）和竺法兰被邀请来我国讲经，但东汉朝廷禁止汉人出家，故当时僧人均是外国人。东汉末年汉人出家的禁令有所松驰，汉灵帝（-年在位）时的严佛调为第一个出家的汉人，但也只是离俗为僧，并不按佛教戒律过宗教生活。至三国魏文帝初（年-年）始有“削发为僧”者，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年），宋士行接受佛教戒律，是成为比丘的第一个汉族人。他在年到于阗国（今新疆于田）取经，年把所取经卷送回洛阳，年被译成汉文本，而立即风行学佛者中，并及全国各地。之后两晋十六国时期，佛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黄河流域是充满战争的灾祸、死亡毁灭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处于生死兴败无常的恶梦境界，人们失去了精神依托，使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赢得了信仰，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在哲学思想领域里，摆脱了依附儒道生存的被动局面。南北朝以来，正因为统治者们看到这一点，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维护统治地位，开始利用它能迎合当时人民心理的优势，才大力提倡佛教哲学，使佛学能够进入上层建筑领域。梁武帝在这方面尤有作为，极力提倡三教合一思想，实际上是重佛为主。这些情况，前文已详述，不再重谈。

2、体用探源

上述儒、玄、道、佛是南北明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并存的四大体系，其中儒、玄是显学而不是宗教，道、佛都有各自的组织、教义和规范仪式。从上述四种文化源流发展来看，都有各自的社会基础、社会根源和理论体系及一定的社会地位，它们同时并存，都有发展各自势力，争取正统名义和扩大影响的欲望，因此会不断发生冲突和争鸣。南北朝时期是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大论争时期，其中有儒、道联合抗佛的华夷之争，也有佛、儒之间谁为正统之争，玄学与道皆依托老庄，又与佛教有类似理念，并亦研探儒家经典如《周易》为务，以反对封建礼教为主。四大思想体系论争的实质和中心，最终还是教理或旨义上的论争。随着论争的深入，论争的焦点终于归结到对世界起源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而且在长期论争中，它们之间的切合点会逐渐明朗而达成共识或相互吸收和渗透。各种思想体系的论争对话，需要有通用的概念和逻辑为前提，有些新的哲学词语就应运而生。《辅行诀》中所用的“体用”一词，即系在这种情况下，被重视起来的。

“体用”一词之上源，可溯及《老子》，尚法园（-年，俗名尚希宾，字渭南，晚年皈依佛教）先生著《谈老》认为体用为老子之“发明”。“用”为《老子》中常用语，“体”在《老子》中一般以“器”或“物”来表达。一般认为，体用联用，始自玄学创始人王弼的“体用一如，显微无间”之语及与王弼同时的钟会，笔者阅魏伯阳《参同契》，发觉其中有“春夏据内体，从子至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虽非体用联用，实亦并列用之。其年代当稍早于王弼和钟会。同时《参同契》中，对“化”的概念亦有所论述，其文曰“穷神以知化（《易·大传》中语），阳往则阴来，辐辏而轮转，出入更卷舒”；宋·张紫阳释之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又曰“一故神，两故化”。可见“化”是阴阳迭运之机。反言之，阴阳迭运，即阴阳二气之气化。说明体、用、化词语的使用，当是始于玄学家和道家，可上溯及《老子》和《周易》。

3、体用化在思辨哲学中的作用

诸学派论争的焦点是万事万物的起源问题。尽管他们对此问题认识的角度和深度有所不同，但是有了体用一词，就可以互相对话，互相讨论和争辨，对促进当时学术的繁荣，尤其在自然哲学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快被诸家所利用和接受，所谓“魏晋体用风云”的激起，很大程度上说明体用一词在当时哲理思辨论争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及对论争规模的影响之大。

对万事万物本源的论争，无疑要涉及事物的本末、有无、动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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